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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十大王牌军军长分别是谁?1955年都被授予什么军衔?

发布时间:2019-06-22 13:0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抗美援朝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战争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兵器。战场上的兵力密度、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轰炸密度都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抗美援朝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战争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兵器。战场上的兵力密度、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轰炸密度都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共有297万部队以志愿军名义进入朝鲜,战时牺牲15万多人,后补报的因伤病死亡者,确认烈士为18万人,最后中国志愿军用3年多的时间打出了几百公里的安全纵深,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39军的前身是徐海东大将指挥过的红25军,万里长征的开路先锋。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参加过平型关大战。解放战争时发展成为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49年全军整编时被列为第四野战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是1930年参军的老红军,曾是东野2纵6师师长。 39军是第一批入朝的六个军之一。1955年,吴信泉被授予中将军衔。

  15军隶属第二野战军,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1947年8月由几支地方部队组建起来的。军长出身红四方面军,曾是警卫的手枪营连长,参加过西路军远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7军隶属于三野9兵团,为原华野9纵,第一任军长是赫赫有名的“黑虎”聂凤智。在渡江南下后,聂凤智调任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23军副军长彭德清接任27军军长。1955年,彭德清被授予少将军衔。

  40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3纵。3纵则是由鲁中军区和冀热辽军区的老八路组成,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韩先楚上将。全军大整编后,3纵改编为第四野战军40军,温玉成任军长。1955年,温玉成被授予中将军衔。

  42军是原东北野战军5纵。1949年全军整编,5纵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42军。42军于1950年入朝,比其他兄弟军早了3天。时任军长是出身红四方面军的“瘸子”名将吴瑞林。 1955年,吴瑞林被授中将军衔。

  60军的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首任司令员是上将王新亭。后改为华北野战军8纵。1949年全军进行整编,8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第60军,王新亭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张祖谅任副军长兼参谋长。1952年10月,张祖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60军军长,参加指挥了金城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5年,张祖谅被授予中将军衔。

  63军前身晋察冀野战军冀中纵队,首任司令员是上将杨成武。后改编为华北军区第3纵队。1949年全军整编,3纵整编为华北军区19兵团第63军,军长为郑维山。1951年,63军作为第二批部队入朝作战,其时的军长是傅崇碧。 1955年,傅崇碧被授予少将军衔。

  50军前身是原军第60军,为滇军部队,在辽沈战役中于长春起义。1949年全军整编后,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50军,军长为原60军军长曾泽生。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

  20军原属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南昌起义余部。抗日战争时为新四军第1纵队,后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在任何一支军队中,能有第一的称号,如果不是有显赫的战功,则必有辉煌的历史。20军亦不例外。1950年,20军在辑安渡过鸭绿江,秘密进入朝鲜。时任军长张翼翔,1955年张翼翔被授予中将军衔。

  38军是原东北野战军1纵,是东野的主力部队。在国内战争中,相对于其他野战军的兄弟部队来说,38军虽然战绩赫赫,但要说全军排头,那肯定会有许多部队不服气。如果没有朝鲜战争,38军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时任军长梁兴初,1955年,梁兴初被授予中将军衔。

  十五军坚守上甘岭40余天,顶住了“世界战争史上最猛烈的一次火力攻击”,把美军牢牢钉在上甘岭前,打得骄横的侵略者只好再在谈判桌前低下头来。

  朝鲜战场上,陆战1师是麦克阿瑟手中最可器重的王牌。然而,这支“王牌”的运气并不好。它碰上了张翼翔统领的志愿军

  1950年11月,彭德清率27军入朝作战,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五次战役。

  彭德清率领27军给有160余年建军历史的美海军陆战第1师以沉重打击,陆战第1师伤亡11000人,为前所未有的损失。

  , 率部参加抗美援朝第一至第四战役。指挥部队在飞虎山、松骨峰、清川江畔、龙源里、汉江南岸等地,打得美军、南朝鲜军闻风丧胆,被称“万岁军”军长。

  从辽宁安东出发跨过鸭绿江,成为志愿军首批入朝参战的先锋部队。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的1953年7月才奉调回国,被人们称之为“

  ,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第一次战役中,集中主力于长津湖以南黄草岭、赴战岭地区阻击美军陆战第1师及南朝鲜军首都师、第3师的猖狂进攻,连续激战13昼夜,歼敌2700余人。

  ,参加了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后期战斗和第五次战役全过程。他率部坚守铁原,消灭美国第六军和第十七军两万五千余人。

  聂凤智从1952年9月7日起,他指挥志愿军空军与侵朝美军的第一次空战,到1953年7月27日22时停战协定签字,一年多的时间里,聂风智学会了指挥中、朝人民空军与世界头号空军强国美国打空战。

  曾泽生选择了以责备别人掩饰自己尴尬的外射形式。他铁青着脸,冷不丁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一句低沉却掷地有声的牢骚:

  曾泽生吃了26年的饭,到46岁时,突然换了胃口,一时有些消化不良,但他还是悟出了一些与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情况----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把持军权了。

  1945年,当蒋介石要收走卢汉的兵权时,一班谋臣谋划了“舍军从政”的对策,卢汉由此东山再起。

  左起:第148师师长白肇学(未入朝)、军政委徐文烈、军长曾泽生、第149师师长陇耀(未入朝)、军宣传部部长刘惠之、第150师师长李佐。

  1949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将这支以云南子弟为主要成分的起义部队成建制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辖步兵第148师、149师、150师(同年9月,原第150师撤销,刚编入第50军建制的由营口起义部队改编的步兵第167师,改称步兵第150师),任命曾泽生为军长,徐文烈为军政治委员。

  两个多月前,部队在湖北接到了北上备战的紧急命令时,徐文烈曾经找曾泽生征求意见:

  可没几天,他不知道从哪误听,徐文烈他们半个月前就知道这消息了。曾泽生异常恼火:

  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为了摆脱心灵痛苦,通常借助“自卫机转”,其中有潜抑、升华、外射、内射和反向作用等主要形式。

  两年前,曾泽生率部撤出长春城投奔的头一个晚上,与潘朔端同睡一铺炕,二人彻夜长谈,通宵达旦。

  潘朔端向曾泽生和盘托出了第184师起义、改造的全部经历,敞开心扉畅谈了自己的全部感受。

  曾泽生吃了26年的饭,到46岁时,突然换了胃口,一时有些消化不良,但他还是悟出了一些与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情况:

  1945年,当蒋介石要收走卢汉的兵权时,一班谋臣谋划了“舍军从政”的对策,卢汉由此东山再起。

  对官长要称“官”尊“座”,什么司令官、长官、值星官,什么委座、钧座、总座、局座,什么军座、副座、参座,甚至营座、连座等等,不如此,就是不敬。

  当苦力服劳力的只配叫“夫”,什么脚夫、轿夫、伙夫、马夫,等等,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役使苦力者的高贵。

  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司令员、值班员、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也许,曾泽生是想借题发泄一下不满,但无可否认,的平等精神已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渐渐植入了他的潜意识之中。

  1950年10月19日,温玉成任军长的东北边防军40军从辽宁安东出发跨过鸭绿江,成为志愿军首批入朝参战的先锋部队。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的1953年7月才奉调回国,被人们称之为“全程参战的军长”。

  1952年8月至1953年底任志愿军第四十军、陆军第四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1957年9月至1960年5月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军区党委常委(1958年2月起)。

  1960年5月至1967年11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参谋长(至1964年8月)、军区党委常委。

  1967年11月至1970年6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68年3月起)、

  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1968年4月起),1969年4月至1971年10月任中共委员。

  1950年10月19日,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在攻陷平壤后,疯狂地向中朝边境推进,妄图在11月23日占领朝鲜全境。

  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主席应朝鲜党和政府的紧急要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毅然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和朝鲜人民并肩抗击侵略者。

  1950年10月,时任四十军军长的温玉成,率四十军,辖第一一八师、第一一九师、第一二0师,从安东出发,首批跨过鸭绿江。四十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的王牌部队第3纵队,被称为“旋风纵队”,战功显赫。温玉成能担任王牌军的军长,足见对温的器重。

  按彭德怀司令员的部署,志愿军入朝后,首先在清川江以北的德川、宁远一带建立起防御线,以遏止“联合国军”的攻势,稳住阵脚后,再伺机转入反攻。

  10月24日,温玉成接到志愿军司令部电令,要其立即派出一个师,赶赴大榆洞附近。

  深夜时分,温玉成路过大榆洞时,向彭德怀报告说自己两个先头师第一一八师和第一二0师已经到达北镇以东和云山以北,军部也准备随第一一八师赶到北镇。

  出国第一仗要打得漂亮,打出威风,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掩护志愿军主力的集结与展开。

  如果情况有变,你们就要独立自主,果断处置,运用阻击、袭击、伏击等各种手段,不失时机地歼灭敌人。

  此时,“联合国军”伪六师主力已经占领温井,并要经过丰下洞、两水洞、北镇去鸭绿江边的碧潼。

  其间有一条南北方向的河川谷地,东侧是起伏的山峦,居高临下,便于发挥火力;西面是20多米宽的九龙江,江的西面又是大山。

  温玉成知道这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带,决定就在这儿打敌人一个伏击,并立即进行了部署。

  由于刚挖战壕的新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敌人突然开枪了,三团也立刻回击,战斗打响了。

  354团和独立一师一团听到枪声,也立刻向正在吃狗肉的敌坦克连展开了攻击。

  三连三班班长石宝山在迎击敌人第八次冲击时,因弹药耗尽,便抱着仅剩的两根爆破筒,高呼“同志们守住阵地,为祖国争光”扑进敌群。

  排长刘汉升等18名战士呐喊着跃出工事,用刺刀和石块将敌人赶出阵地,最终血染沙场。

  14时30分,第118师令第三五三团第1、第3营出击,配合第三五四团第3营将进至两水洞、仓洞的敌尖兵连和炮兵中队歼灭。

  敌第2团主力为解救被围的第3营,以1个营的兵力,向扼守216高地和490.5高地的第三五四团第2营进攻10余次,均被击退。

  此战,共歼灭敌军1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中队,毙伤俘485人(含俘美军顾问1人),缴获各种枪163支、火炮12门、汽车38辆。

  第四十军的胜利,在战略上,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战役上,为志愿军主力夺得了先机;在战术上,振奋了民心士气。并享有诸多第一:

  此后,温玉成率四十军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直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回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全程参战的军长。

  2005年1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温玉成“文革”沉浮录》(以下简称《温文》)。对温玉成在“”期间令人费解的大起大落的经历作了记述和剖析,特别对他后期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

  他是1955年全军第一次授衔时的175名中将之一,在1960年代初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中,他名列第五。

  1967年底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仅三个多月之后便又兼任号称“御林军”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接着又成了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迅速成为政治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

  然而,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本以为可以稳稳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温玉成,却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外。

  据有的权威人士透露,温玉成的失势、遭贬,是因为——关键时刻没有拉他一把。

  “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却又被作为“反革命集团”成员遭到审查,一关就是5年有余!

  温玉成的曲折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期间那段极不正常的历史。

  但是,《温文》却犯了写史之大忌,它回避史实,为尊者讳,把温玉成写成只因“对政治一窍不通”,“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利用、欺侮”的无辜受害者。

  依他的条件,写这类反映复杂政治历史情况的文章,本应十分谨慎,广泛搜集资料,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慎重取舍。

  温玉成是1957年底同李天佑上将一起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军区的,李任第一副司令员,温任参谋长。

  这期间,我先后任军区司令员秘书、作战参谋、办公室秘书科领导。这几个岗位,都同军区首长有密切接触,因而对温玉成的情况比较熟悉。

  “温文” 提到的几件大事,除他到北京后的个别事件外,我或是参与者 ,或是目击者,按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提法,我属“重要知情人”。

  考虑到《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和影响面,特别是这份报纸就在广州出版,许多看过此文的老同志都认为不能再保持缄默,而应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事实真相,以免是非混淆,误导读者。

  《温文》于多处提到温玉成与黄永胜的关系,说温一到广州军区,便“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此后温玉成处处受制于黄。

  黄温二人早年虽同属中央红军,以后又都在第四野战军,但二人却从未搭过班子。

  1957年11月,黄在北京开会,总政治部送来一张温玉成的简历表征求意见:

  温玉成并不懒,而是干劲十足,作风泼辣,工作中还常有独到见解,加之他又对黄永胜异常尊敬,

  温玉成由此在军区领导班子内颇为孤立,同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李天佑关系尤为紧张,曾多次当众对李顶撞。

  李天佑过去曾任号称“万岁军” 的第38军(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军长,论资历,论战功,都在温之上,军区机关干部对温颇有看法。

  在广州军区,温玉成眼睛里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黄永胜,“半个”是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军区政委刘兴元。

  1960年代初,军的P—2V夜航电子侦察机经常窜扰大陆,危害很大。

  军区政治机关不少干部对温十分恼火,说他“什么思想都有,就是没有思想;什么作风都有,就是没有‘三八作风’”!

  这种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终于借“文革”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机而爆发。

  1966年8月15日晚,军区政治部上百名干部,手持质问温玉成的大字报,敲锣打鼓,涌入军区首长居住的司令部大院,齐集1号办公楼前广场,“勒令”温玉成接受并朗读大字报。

  此时司令员黄永胜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全会,这些干部便派代表向政委刘兴元请愿,要求“罢温玉成的官”。

  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刘兴元首先肯定了大家的革命热情,然后又表示,他无权罢温玉成的官。

  这次行动,以后被称为“八一五事件”。成为军区机关干部“站队”的重要标志,许多当时参与“造反”的干部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刘兴元和在北京的黄永胜都连夜向报告了“八一五”晚间发生的问题,讲了他们的意见。

  3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下令广州军区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黄永胜任省军管会主任。

  1967年6月上旬,黄永胜委派温玉成偕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和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赴北京,向周恩来请示对当时正在发展的港英当局香港工人事件的斗争方针、策略,并汇报广州地区“”情况。

  从上述一系列活动中,谁能看出温玉成在广州军区同黄永胜有什么“较深的隔阂”、“搞不到一起”?

  岂不知,当时正因被打成“二月逆流”重要成员而处境艰难,已经“靠边站”了;

  1967年8月,黄永胜和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头头100多人应召进京谈判两派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和筹建省革委会问题。

  黄永胜在他下榻的京西宾馆设了一个包括他的两位秘书在内的4 人临时值班室,随时向周恩来办公室反映情况,请示工作。

  对广州军区军事领导干部进行调整,其中特别提到温玉成在广州处境艰难,建议将他调出另行安排工作。

  根据我对黄永胜的了解,估计在写这份报告之前,他很可能已将有关问题当面请示过。

  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紧急应召进京,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据当时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原广州军区的干部反映,黄永胜初到北京,温玉成对这位老上级还是比较尊敬的,但在稍后他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进入当时中国最高权力集团,又不时委以重任,他似乎逐渐忘记在军内他与黄永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了。

  1967年6月9日晚,温玉成受黄永胜委托,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向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广州军区战备工作和广州地区“”情况,突然从外面进来,直奔温玉成,与他握手寒暄,并对她因事不能听温的汇报而深表遗憾。

  众所周知,掌握的几个京剧、芭蕾舞剧“样板团”是她的王牌,是她在“文革”中起家的资本。

  而更让黄永胜恼火的是,他发现——温玉成常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身份,向汇报军队工作情况。

  由此,温玉成不但得罪了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都对他怀有戒心,视为异类。

  李必达入伍前是武汉大学学生,入伍后分配到第41军锻炼,1966年在该军121师362团4连代理副指导员。

  1967年12月底,军区机关从41军为黄永胜选调秘书,此时已升任121师政治部主任的于贯文举荐李必达中选。

  于贯文于1968年初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工作,黄永胜到北京工作后,他与黄永胜夫妇常有接触。

  他曾向担任总长办公室(也称“黄办”)主任的黄永胜夫人项辉方了解李的情况。

  项说李“表现很好,人老实,能写东西,文字水平超过语言表达能力,首长很满意”。

  李也知恩图报,他出狱后,于1972年写给老领导于贯文的信中,依然承认——

  这期间,李必达因为一件小事,引起“黄办”主任、党支部书记项辉方的怀疑,曾发动“黄办”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帮助”。

  入伍后一帆风顺的他,难以承受这意外挫折,自感前途渺茫, 内心痛苦之极,多次找老领导

  一次,于贯文当着李必达的面给项辉方打电话,委婉地指出,对李的问题是否看得太重了?建议不要抓住不放,“好聚好散,实在不行,叫他回广州算了”。

  《温文》说,李必达在“九大”前夕,“利用参知机要的条件,从各种渠道获知了在选举‘九大’代表期间,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担心,他们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这种分裂活动”。

  这段文字本身就语焉不详,作者大约是想说,操纵“九大”中央委员选举,却误为“九大代表”——代表已经都到会了,还选举什么?

  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自始至终都是由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根据的指示,组织进行的。

  我是参加了“九大”会务工作的,并未、而且他也没有条件,插手中央委员的选举活动。

  再说,李必达向、写信时,“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都已结束,他的信岂不成了马后炮?

  周恩来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次通话,或者有助于揭开李必达告状信内容的谜底。

  大约是“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三天的晚间,广州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研究几天来的应变工作情况。

  会间休息时,丁盛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忽然,他拿起了保密电话机,要通了周恩来,汇报军区清查工作情况。

  他特别提到黄永胜有个叫李必达的秘书,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管训队,请示该怎么办?

  “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达关押起来是错误的。当然,秘书偷听首长的电话也是不对的。这个人先不要放,对他的处理,稍后再通知你们。”

  据项辉方说,李必达曾向她汇报,一次黄永胜在与叶群通电话时,大骂“想当清朝那个女人”。

  李必达当时反映这个情况,当然是出于对首长的关心,因为黄永胜住地——小翔凤胡同,是居民区,他讲话一向是高嗓门儿,李必达是怕隔墙有耳,造成不良后果。

  倘若黄永胜的这条罪状能够坐实,即使他一时不被打倒,告发者的境遇却可大大改变。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有人写文章颂扬李必达敢于在、黄永胜等人如日中天之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揭发他们的“阴谋活动”。

  李必达说自己如何先知先觉,干吗不把信全文公开发表,让大家来品评、受教育,并用以消除大家的疑惑呢?

  李必达的老首长于贯文,大约是最关心李必达事件、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此事复杂关系的一人:

  李必达在“黄办”受到怀疑,是他极力在两面做工作,试图化解李必达与项辉方的紧张关系;以后,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外,他又眼巴巴地看着李必达被逮捕,被押上由北京飞往广州的飞机;

  随后,他又极不情愿地被派往李必达的家乡,调查李的家庭出身,继而到广州了解李在狱中情况;

  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竟又被某些人说成是“迫害李必达的帮凶”,还说他“反对敬爱的同志”(粉碎“”后,则又说“集团”和“”是一丘之貉),备受凌辱,从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册”。

  1993年10月,他与我从探讨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出发,就李必达事件长谈了9个下午。

  “我同情李必达的遭遇。但是,他把自己同黄永胜、项辉方的矛盾,说成是政治、路线之争,他向告状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回避了他是为项辉方所迫而导致矛盾转化这一事实,对此我不能苟同。

  ‘九大’刚开过,成了法定接班人,当时一片拥护声,他当时就能看出等人是坏蛋?

  从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连遭3次重大打击。

  温玉成自己和许多人都认为,他作为中央“碰头会”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顺理成章。

  相反,与他资历相仿、原来并非“碰头会”成员的李作鹏、邱会作却都成了政治局委员。

  “九大”之后,“碰头会”停止活动,温玉成只剩下了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头衔,完全成了黄永胜的下级。

  第三次打击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温玉成被当作的同党关押审查。

  他本来是在位时遭贬成都的,他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受等人迫害的,谁知——

  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人选,是委托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的三人小组提名的。

  前面已经讲过,温玉成进京不久,便因与关系异常,而引起、黄永胜的猜忌,那么,在酝酿新一届政治局人选时,黄永胜(黄的后面是)的态度可想而知。

  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其职权相当于已往的军委秘书长,而则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对温玉成的任免,都要经由他们“把关”。

  倘若是、黄永胜想把温玉成调离北京却不合心意,她完全可以打出的旗号加以阻挠,、黄永胜是抗不住的。

  一次,当众指责温玉成对“样板团”管理无方,特别是芭蕾舞团管理混乱,导致演员基本功和演出质量下降。

  受不得委屈的温玉成便掏出记事本来,说某月某日有何指示,这段时间对“样板团”的管理完全是按要求做的。

  “”以来,一直以化身自居训惯了人的,岂容温玉成当众辩白顶撞!

  例如,为了突显温玉成没有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外和不公,竟连温是九届中央委员这一铁的事实也不承认了。

  其实,他并没这种“殊荣”,即使地位比温玉成再高的人,也很难受到的单独召见。

  又如,说温玉成收到李必达的告状信之后,便“一横心,将那封信锁在抽屉里”,直到半年之后,才“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

  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收到信的当天,温玉成便立即把信交给了的妻子叶群,于是,才有了“李必达事件”。

  这是一个重要情节,不能因为不久之后,梁兴初也莫名其妙地遭到审查,就避而不提。……

  写史不同于写文艺作品,不能随心所欲,尽情挥洒,更不能凭个人好恶任意褒贬剪裁。

  特别是对近现代革命史和重要历史人物,更要以对历史、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充分史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排除私心杂念,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秉笔直书,真实地反映历史,才有可能使后人以史为鉴,从前人的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

  迟泽厚先生1931年生于山东莱州,194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8军,1950年加入中共,1953年5月由野战部队调中南军区司令部,长期在秘书、作战部门工作,并任黄永胜将军专职秘书。

  文革期间,先后担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科长,广东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及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等职。

  迟泽厚先生离休后,以研究中共党史、军史为职志,撰写、发表了大量重要文章。如:

  《“一号令”发出前后》、《东野前指专列背道而驰之谜》、《广州南湖“行宫”修建记》、《中共“九大”内幕琐忆》、《我所知道的温玉成》、《卜占亚上下“贼船”记》、《质疑元帅“批林”谈话》、《历史研究怎么样恢复历史》、《当代史阅读要去伪存真》、《关光烈谈》等。

  迟泽厚先生是《记忆》的忠实读者和经常撰稿人,2008年《记忆》创刊后的第二期就刊载了他的《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一文。

  今年迟泽厚先生多次与编者联系,并为本刊第81期《邱会作著述研究专辑》提供了重要的文章——《假作真时真亦假——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

  本刊第83期亦蒙其惠,得以全文发表其《一封没有照登的〈来函照登〉》一文。

  今年9月24日,迟先生还为本刊发来了亲笔签字的《合约授权书》,授权编者将其发表在81期的文章收入《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关于》一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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